对出生于1946这个敏感年月的法斯宾德来说，当他落地的时候，社会和历史就抛给他一份沉甸甸的、混合着血腥气的议题。他的所见所思也是因这个“幻想破灭、衣不遮体”的社会存在。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眼睛和良心不允许他回避这一切――“尽管是混乱的、残破的、斑驳的，但却含着不容置疑的历史真实”。法斯宾德从来都是把艺术创作与历史反思放在同一天平上衡量的。他曾说“我想写一本书，描写联邦德国产生和发展的奇特历史，我想追根求源：为什么联邦德国今天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另一种样子。”正是被这样一种反思意识所驱使，无论是他赤诚的感觉、冷峻的思辩还是寓于形象的哲理，无不寄托着战后的一代对历史的理性批判。从他早期的影片《当心圣妓》只是含蓄地表明：“个人幸福与社会的要求无法协调一致，这不可能协调二者的现实挫伤并击败每一个人”，到他最为怪僻、暧昧、莫测高深的影片《佩特拉．冯．康特的辛酸泪》及《中国轮盘赌》中的人物杀气腾腾横冲直撞的疯狂举动将矛头指向导致个人暴力行为无情而恒定的社会异化，再到他创作成熟期的“女性四部曲”，将社会现实呈现给那些仍只知道工作赚钱，不敢正视历史和现实的德国人，“促使他们觉醒”，法斯宾德在从人的角度写作“历史”！在他的作品中，历史生活的若干独特方面是经过“人”的放大而显现出来，这种艺术手法在本质上贴近了他虽“不能直接影响政治”，却希望通过艺术创作发出“人性兮，归来”的真诚呼唤的初衷。
在他的银幕中心、影片故事的历史前景从来就不缺少鲜活生动的主人公，他们角色各异：有终日沉默不语、以窃听主人谈话为生命中最大乐趣的女仆；有为了重新开始一种新生活，杀死了一个幻想是自己的化身的疯子；有因战争中不同立场而被迫分离的彼此相爱的情侣；有无怨无悔承受着他人与同志双重剥削的同性恋者；有带着一副如美杜莎式的冷酷与恐怖面具的水手；有歹徒和资本家；有恐怖分子和警察；有政治家和大学教授；有过气明星和精神病医生；也有裸着短粗的躯体，一边爱抚着自己，一边发狂般地冲着电话发泄的法斯宾德本人。他们浑浑噩噩，他们不知所终，他们被那恐惧的历史浊流和战后高调伪饰的政论所裹挟，却又不能领悟所处历史环境的不完整性，更无法辨清历史的必然性，他们只有在纳粹浩劫后的废墟上“可怕地走向沉沦并可悲地完成着自我异化！”透过这些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法斯宾德激情澎湃地构架出了一个包涵西德社会的意识形态涵义，一个属于人类、属于历史、属于文明的内容丰富的艺术世界。 纵观法斯宾德短暂却成就斐然的艺术历程，无论是初期的《玛塔》、《艾菲．布里斯特》，探索期的《佩特拉．冯．康特的辛酸泪》、《布莱梅的自由》，还是成熟期的“德国女性”四部曲，即《玛丽亚．布劳恩的婚姻》、《莉莉．玛莲》、《罗拉》、《维洛尼卡．佛斯的欲望》，他都选择了女性作为银幕上的主角。对此，电影理论家们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个善于刻画女性形象、擅长女性题材的导演的标志；政治评论家们认为他的态度与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们又尖锐地抨击他是一个地道的“厌女症患者”。而法斯宾德对此并不在意，他只是在金玉其外的现实前景，敞开他心中的世界――处处以爱为主题前，却让爱处处不可见，可怜可悲的不单单只是女人。
可就是爱情里的忠诚也经常是虚掷的忠诚，《四季商人》、《佩特拉・冯・康特的辛酸泪》、《莉莉・玛莲》、《玛丽亚・布劳恩的婚姻》，其中每部影片都是一个失败了的爱情故事，甚至在法斯宾德最为乐观的影片《恐惧吞噬灵魂》中，艾米对阿里的爱也不足以治愈他的痼疾。――艺术创作中的实践令他认识到一个电影工作者对女性所持的立场也必须是诚实的。这个认识使他摆脱了寄希望于用女性来书写可拯救一切的爱情的乐观主义，使他作品所展现的世界从那个几乎腾驾成功的乌托邦重新回到了现实，这个世界成为了法斯宾德固守不离的世界。在那里，爱情不再存在，它演变成一种“经过美化的剥削形式”、一种“最恰当、最阴险、最有效的社会压迫手段”，它激发着人类潜意识里的兽性，把历史的进程变为男人和女人、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相互折磨、相互撕咬最终相互吞噬的过程，它是“魔镜”打碎后一堆反射着尘世幻象的残片。法斯宾德，这个先我们一步体味这种状态的“局外人”，用电影的方式完成了一位西方哲学家的遗愿，那就是“希望人类认识到自己的缺陷：缺少爱”。他尊重艺术的大众性，融合传统的主题和现代主义的艺术形式，在“举世与我同啼同笑”的同时，真正地将电影送入可与文学媲美的艺术殿堂；他尊重在自己影片中呈现的世界模式，即使它幽暗、肮脏、可怖，却也充满了宁静与诗意。
至此，掩起这篇署名为“法斯宾德的世界”长卷。仰头凝神时，仿佛听到那一部部惊世骇俗的影片犹如一声声尖厉的警报，仍在他的身前身后悲鸣般地回荡…… 由于童年一直被笼罩在无爱和孤独的阴影下，法斯宾德会比别人都更渴望获得感情和关注。而他获得感情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慷慨的赠予。这种慷慨甚至有些疯狂及不计后果。法斯宾德付出的另一种手段就是名誉的引诱，在这里主要指参演法斯宾德的电影，以获得更多的知名度和体面的身份。有时法斯宾德会直接拍部电影送给自己的爱人。法斯宾德在早期的电影《瘟神》之中，为了讨冈瑟・考夫曼的欢心，冈瑟与海瑞相遇后，专门设计了一个段落为飞机航拍，一辆汽车奔驰在宽阔的乡间路上，以表达对冈瑟的爱情，而这一段落无论是投入的资本还是色调都与影片其他段落大量的室内简陋布景及灰暗色调格格不入，但这也恰恰说明了法斯宾德对冈瑟・考夫曼感情的重视。其他很多人也都有过被法斯宾德利诱的经历，如法斯宾德早期作品中的主要演员海瑞・鲍尔，他一直渴望自己担当导演，法斯宾德也多次许诺帮助他当导演。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法斯宾德的好朋友克特・拉伯身上。而其他如艾玛・赫曼、英格丽・卡文、乌利・罗梅尔，也无一不是在法斯宾德的名誉利诱下死心的跟定法斯宾德，。
而在法斯宾德的电影中，这种付出的场面也同样屡见不鲜，无论是《佩特拉的苦泪》中可怜的佩特拉，还是《福克斯和他的朋友》中天真的福克斯，或是《站长的妻子》中为妻子疯狂的伯怀瑟，及《莉莉・马莲》里为了爱人冒着危险偷取资料的薇琪，无一不是为了爱情不惜付出一切的人物。而这些人物中，最甚的当属《十三个月亮之年》的依薇拉，为了爱人不惜变性，当然，他的结局也是最可悲的。 法斯宾德曾经说过，他是在成年中才慢慢了解自己的母亲的。工作对他来说不单单是事业，更是他与人交流的一种方式，这个片场里的暴君，粗野的外壳下其实一直藏着一个胆小的孩子，在接受采访时常常露出羞赧的样子，他的眼睛从不正视镜头，多是低着头，用手摸着脸或揉着眼睛，与其说是一种姿态，更多却是紧张。童年时候的遭遇也说明法斯宾德并不是一位很擅长交际的人，只有在片场上，人们才能看到他另外的一面，锋芒的一面。
同时，在片场上，法斯宾德也可以与其他朋友走得更近，他的朋友都是他的工作伙伴，在工作中，这些工作伙伴有些则成了他的爱人、好友。他会有意的找母亲来参演自己的影片，他常常会说这是因为自己没有钱雇到母亲这样的演员，但更多的确是他希望以这种方式与母亲进行交流，更多的了解，虽然这种交流有时未必会真正成功，但法斯宾德却一直在尝试着。 每一个著名的导演，他的作品都是风格化，与众不同的电影风格仿佛导演的标签，也是导演艺术观的一种表达。而法斯宾德的电影也同样如此，极简的风格成为法斯宾德早期电影的主要特点。
从《爱比死更冷》开始，法斯宾德便一直秉承极简主义风格，镜头上大量固定长镜头的使用，道具和布景的舞台化，而在表演上，他早期的电影，人物的台词也都很少，而且多是面无表情。这种极简主义风格的形成，首先是经济条件限制所致，法斯宾德拍电影的条件一直很艰苦，他们没有钱进行更好的布景，使用更好的摄像机。在拍摄《爱比死更冷》及《外籍工人》等片时，由于没有资金，他们租了一个超大的摄像机，摄像机非常笨重，移动起来非常困难，因此法斯宾德便有意放弃了移动镜头的使用，大多是一个固定镜头下来。时间久了，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另一方面，这种极简风格也是受德国另一位著名导演让-马希-史特劳普（Jean-MarieStraub）的影响，史特劳普向来是以极简主义的电影风格享誉欧洲的，法斯宾德与史特劳普相识很早，早在1968年的时候，法斯宾德就曾经在史特劳普的电影《新郎、喜剧演员与老鸨》中出演角色。而法斯宾德在拍摄《爱比死更冷》的时候，也在片头字幕中标出曾获得史特劳普的帮助。 “爱情是一种最精良、最狡猾，也是最有效的社会压迫工具！”――法斯宾德
只是借用一下法斯宾德处女作的名字，不过这个名字却包含着法斯宾德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虐待亦或压迫。而这个主题在他早期的电影里更甚。正像上面那句话说的一样，在法斯宾德的眼里，爱情是一种极为有效的压迫工具，爱情的双方都会用爱情来压迫彼此，而在生活表现上，则主要是虐待与被虐待的关系。无论是生活上还是电影里，法斯宾德都是以此理论为行为准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