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语言”与“科学语言”的区别
我们都知道,语言是一种自然现象,这种自然语言其实可以分为两大类:科学语言和艺术语言。科学语言是指普通语言或常规语言或规范语言,像我们的日常交际用语,书写报告文件就都属于科学语言的范畴。它要求我们尽量用客观、准确、详细、具体的语言去表述、去描写、去反映我们所要表达的事实、态度、情感等思想。这就必然使得科学语言要撇开艺术上的发挥、语言结构上的跳脱、逻辑上的模糊与不衔接,朝向客观、严谨的方向走。自然语言的另一方面――艺术语言,则是指变异的语言。当然,所谓变异,并不是指在语法、语义、语用上完全的格格不入、不合逻辑、不合规范。规范和变异是针对使用频率而说的。使用频率高的常用方式,人们把称它为规范。而使用频率低的不常用方式,人们视之为对规范的偏离,是变异的语言。借用骆小所教授的话说,艺术语言是“发话主体由情而感的自然语言,它往往兴象玲珑,意致深婉。它是自然的,所以,它随语成韵,随韵成趣。它无工可见,无迹可寻。”①
科学语言和艺术语言以其各自鲜明的特点从不同的范畴彰显着各自的魅力,下面我们就从四个方面来谈谈二者的不同点:
一.科学语言遵循“定法”,艺术语言遵循“活法”。
所谓 “定法”,就是语言单位的组合及语言运用所要遵循的语法规范,而“活法”用吕本中的话来说,就是“规矩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既然要表述、描写客观事物,科学语言势必要达到我们判断、推理、形成概念的语言要求。这就使得科学语言必须准确、客观、科学,不该带有个人情绪,不能受时间、地点、说话人和对话人的语境等条件的影响。这样的语言才是科学语言。比如我们指称“笔架”为“用陶瓷、竹木、金属等制成的搁笔或插笔的架儿”。那么,凡事符合“用陶瓷、竹木、金属等制成的搁笔或插笔的架儿”这个定义的东西,我们都称之为“笔架”。不能因为这东西放在山上,或者不在说话人的周围就说这不是“笔架”了。这就是科学语言的“定法”。
语言主体对客观事物的特征、规律、外形等有了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将头脑里形成的这事物的表象联系起来,不仅如此,语言主体还可以继续发挥,进行艺术想象。这就是说,艺术语言能够将这些表象进行再创造。这就使得艺术语言能够比科学语言更灵活、更形象、更生动。
例如一首我们耳熟能详的词《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全词只有22个字,仅有“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夕阳”、“断肠人”、“天涯”九个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全词的九个意象所表示的语意内涵都很模糊,也没有明确的词语标明各个词或词组间的语法或逻辑上的联系,因而读者就有发挥联想和想象的余地。在作者提供的意象世界中,读者就依据不同的经验和感受对其进行不同形式的组合,这个运用了列锦修辞格的艺术语言就像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一样,使不同的接受者在头脑中分别勾勒出不同的旅人思乡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艺术语言就必须冲破科学语言的规范,冲破人们的定性思维。“艺术语言使知觉欲望、自我意识和世界意识、情绪和气氛之类因语言一般不能给予它明晰的概念而被视为非合理的东西的客观化。”②
二.科学语言是理性的,艺术语言是感性的。
如果从语言与思维的角度出发,来探讨科学语言和艺术语言的不同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说,理性思维创造出符合理性要求的合乎语法规范的科学语言;非理性思维即情感思维创造出符合情感要求的艺术语言。也就是说,科学语言遵循常识逻辑,而艺术语言遵循情感逻辑。科学的认识方法是主体通过归纳概括,从复杂的事物或直接经验中,获取抽象的或推理出新的概念,那么主体所获得的客体信息仅仅是被主体理性地反映,筛选掉个人的情感及外在干扰等因素才获取的相对客观的信息。这个过程必须遵守逻辑所揭示的思维规律。而艺术语言作为“表现性”的语言形式,其实质在于言语主体心理机制与情感的相融相通,它实现了普通心理过程与情感共鸣的统一。简言之,艺术语言就是情感的逻辑。
例如陈新峡的《已遥的女孩》:
此时,我坐在这间冷寂的屋子里,让思念丛生一朵朵罂粟花,流淌成音乐满屋子回旋,往事一次次穿透我的心。我看到那个坐在门前观天的孩子一身彤红,太阳用多情的大手抚拂着她,她在怀想那片森林。
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抽去了艺术语言,留下的语言残片如何表达作者丰富的感情。作者明明有太多想说的话,可是呆板的文字却不能传达这种思念,这种回味。而正是这种感性的语言才可以抒发出语言主体那敏感、忧郁的情感。
三.科学语言的稳定性,艺术语言的活跃性。
就本质而言,科学语言因其与生俱来的客观性、准确性,就不会给人留下像艺术语言那般的想象空间。科学语言就是严密地符合思维逻辑,符合语法规范的,其语义自然是稳定不能轻易改变的。从功能来说,科学语言的语义是稳定的,这样才能满足人们交际的需要。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变化与发展,语言也相应地变化着,但是其稳定性是不容质疑的。而艺术语言的语义具有最大限度的开放性,艺术语言是用情感和美感来创造自己的意义世界的。
例如泰戈尔的诗《吉檀迦利》之二十八:
罗网是坚韧的,但是要撕破它的时候我又心痛。
我只要自由,为希望自由我却觉得羞愧。
我确知那无价之宝是在你那里,而且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我却舍不得清除我满屋的俗物。
我身上披的是尘灰与死亡之衣;我恨它,却又热爱得把它抱紧。
我的负债很多,我的失败很大,我的耻辱秘密而又深重;但当我来求福的时候,我又战栗,唯恐我的祈求得到允诺。
泰戈尔的诗里到底写的是什么内容,它里边真正想要表达的准确涵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吉檀迦利》的名字来推断,这是献给神的诗。可是我们也可以从别的角度去猜测,比如写关于正直、诚实等人性的诗。针对这种艺术语言语义的活跃性,究其原因,艺术语言的语义具有延展性,它的语义是十分丰富的,不可能用一个简单、统一的答案来回答。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研究《红楼梦》的红学家们的诸多争议,才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