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不说话，除了哑子？有人这个时候说，那个时候不说；有人这个地方说，那个地方不说；有人与这些人说，不与那些人说；有人多说，有人少说；有人爱说，有人不爱说；哑子虽然不说，却也有那咿咿呀呀的声音，指指点点的手势。
说话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天天说话，不见得就会说话；许多人说了一辈子话，没有说好过几句话。所谓“辩士的舌锋”、“三寸不烂之舌”等赞词，正是物以稀为贵的证据；文人们讲究“吐属”，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并不想做辩士、说客、文人；但人生不外言动，除了动就只有言，所谓人情世故，一半儿是在说话里。《尚书》里说：“唯口出好兴戎。”一句话的影响，有时是你料不到的，历史和小说上有的是例子。
说话即使不比作文难，也决不比作文容易。有些人会说话不会作文，但也有些人会作文不会说话。说话像行云流水，不能够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因而不免有疏漏散漫的地方，不如作文的谨严。但那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却决非一般文章所及。——文章有能到这样境界的，简直当以说话论，不再是文章了。但这是怎样一个不易达到的境界！我们的文章哲学里虽有“用笔如舌”一个标准，古今有几个人真能“用笔如舌”呢？不过文章不甚自然，还可成为功力一派，说话是不行的；说话若也有功力派，你想，那怕真够瞧的！
说话到底有多少种，我说不上。约略分为：向大家演说，讲解，乃至说书等是一种；会议是一种；公私谈判是一种；法庭受审是一种：向新闻记者谈话是一种；——这些都可称为正式的。朋友们的闲谈也是一种，可称为非正式的。正式的并不一定全要拉长了面孔，但拉长了的时候多。这种话都是成片段的，有时竟是先期准备好的。只有闲谈，可以上下古今，来一个杂拌儿；说是杂拌儿，自然零零碎碎，成片段的是例外。闲谈说不上准备，满是将话搭话，随机应变，说准备好了再去闲谈，那岂不是个大笑话？这种种说话，大约都有一些公式，就是闲谈也有——“天气”当是闲谈的发端，便是一例。但公式是死的，不够用的，神而明之，还在乎人。会说的教你眉飞色舞，不会说的教你昏头耷脑；即使是同一个意思，甚至同一句话。
我国人很早就讲究说话。《左传》、《国策》、《世说》是我们的三部说话的经典。一是外交辞令，一是纵横家言，一是清谈。你看他们的话多么婉转如意，句句字字打进人心坎里；还有一部《红楼梦》，里面的对话也极轻松、漂亮；此外汉代贾君房号为“语妙天下”，可惜留给我们的只有这一句赞词；明代柳敬亭的说书极有大名，可惜我们也无从领略；近年来的新文学，将白话文欧化，从外国文学中借用了许多活泼的、精细的表现，同时暗示我们将旧来有些表现重新咬嚼一番。这却给我们的语言一种新风味、新力量。这时期说话的艺术确有了相当的进步。论说话艺术的文字，从前著名的似乎只有韩非的《说难》，那是一篇剖析入微的文字。现在我们却已有了三篇俞平伯君的《文训》，鲁迅君的《立论》，都是精警之作。这足够证明我所说的相当的进步了。
我国人对于说话的态度，最高的是忘言，但如禅宗“教”人“将嘴挂在墙上”，也还免不了说话。其次是慎言，寡言，讷于言。这三样又有分别：慎言是小心说话，小心说话自然就少说话，少说话少出错儿；寡言是说话少，是一种深沉或贞静的性格或品德；讷于言是说不出话，是一种浑厚诚实的性格或品德。这两种多半是生成的。第三是修辞或辞令。至诚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彻一切的阴暗；他用不着多说话，说话也无须修饰。只知讲究修饰，嘴边天花乱坠，腹中矛盾森然，那是所谓小人；他太会修饰了，倒教人不信了。他的戏法总有让人揭穿的一日。我们是介在两者之间的平凡的人；没有那伟大的魄力，可也不至于忘掉了自己。只是不能无视世故人情，我们看时候，看地方，看人在礼貌与趣味两个条件之下，修饰我们的说是修饰可得的。
现在有人提倡“农工大众用语”；因为不熟悉，恕不说什么了。新时代的人物，自有去研究的或者竞认为无须研究，也未可知。反正我是只会说我们自己的：
要说得巧，要说得少：
“言多必失”，“语多必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