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父 普佐.马里奥的 写了一个意大利黑帮家族在美国的兴衰史。
看看你就会明白啦
马里奥·普佐属于第一代意裔美国人，以写西西里黑手党起家，成名。普佐对黑手党人物的刻画可谓栩栩如生、对故事情节的描写也是丝丝入扣。他具有文学的易感性，讲起故事来又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这种特长在成名作《教父》中得以体现，以致有人怀疑普佐与黑手党有瓜葛。对此普佐断然加以否认。他说，他对黑手党的了解来自他儿时所听的故事、他的广泛阅读以及丰富的想象。 《教父》是美国文学创作中的一个转折点，1969年出版后使黑手党问题引起举国上下的普遍注意。《教父》的出版使普佐的生活也发生重大转折，他名利双收，有了自己的经纪人。此之前的作品反应冷淡。接着他又开始第二个创作生涯，写起电影剧本来。他所创作的电影剧本《教父》第一、二集先后获得奥斯卡奖，此外他还创作了包括《教父》第三集、《超人》两集、《棉花俱乐部》在内的8个电影剧本，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普佐的一举成名使他得以出版他想发表的一切作品。1972年他的短篇小说和散文集《教父外传》问世。1978年又发表了《愚人之死》，其背景为拉斯、好莱坞和纽约出版界。《教父外传》仅简装本就卖了220万美元，在当时是个创纪录价格。6年后他又出版了《西西里人》，在1985年名列畅销榜榜首。不过普佐随后出版的描写肯尼迪的《第4个K》却反应平平。普佐由此得出结论：“这本书的失败使我意识到，某些规则你是无法打破的。人们把肯尼迪视为英雄，而我打破这种观念，把他描写成本来会成为独裁者的家伙。”《第4个K》差点成了普佐的最后一部作品。1991年1月该书发表时，他几乎一病不起。他身患糖尿病和心脏病，随后的两年中，中断创作，转而研究在15-16世纪出过两个教皇和许多政治及宗教领袖的博尔吉亚家族的历史，不过他最终放弃了写一部关于博尔吉亚家族的小说，开始创作另一部描写好莱坞和拉斯的作品，《末代教父》就此诞生。
教父》是1969年美国出版的长篇小说，是美国出版史上的头号畅销书，早在七十年代初已拍成电影，发行世界各国，受到普遍欢迎。
作者马里奥·普佐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而且是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心脏——纽约的美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美军中服役。复员后，先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文艺创作，后来又在社会调查学院专门研究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他的第一部小说《明争暗斗》被认为是描写战后被占领的德国的最佳小说；他的第二部小说《幸运的香客》被《纽约时报》称之为“小经典作品”。《教父》是作者的第三部小说。这部小说一出版就轰动了整个美国，引起了广泛的评论和赞扬。美国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霍尔·伯登在《星期六评论报》上对这部小说作了深刻的分析和精辟的评价。他是这样写的：
“马里奥·普佐的新小说是一种对准顽固堡垒猛烈攻击的攻城锤，其主旨在于振聋发聩。这是一部内容充实的家史，记录的是一个家庭不惜用枪、用斧、用绞刑具、用攻心战来实现自己对整个美国地下势力集团体系的独霸控制的详细过程……
“这部作品的故事情节波澜起伏。普佐的表现技巧颇见功力：在他的笔下，一个本来令人感到义愤的情节都十分入情入理。一切感情冲动，一切杀戮，一切粗鄙的两性关系，都同他所刻画的人物所处的情境协调一致。但同时他又能把他所塑造的人物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气质烘托得具有人情味，真实可信。
“《教父》是一部令人拍案叫绝的成功之作……是揭露阴险的犯罪集团的权威性的小说。”
普佐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成功之作，主要是因为他熟悉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阶层的秘密，也熟悉各种各样人物的生活隐秘。对美国社会的本质，他洞见症结，因而最有发言权。
无论在美国国内或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都有不少人在考虑这样的问题：美国社会究竟怎么样？它是不是理想社会？这部小说继承批判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对这类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其生动、形象、具有说服力的回答。作者忠于艺术规律，既不抽象地肯定，也不概括地否定，而只是客观地把美国社会最隐蔽的本质赤裸裸地揭示了出来。作品是通过引人入胜的场面和扣人心弦的情节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剥开富丽堂皇、令人眼花缭乱的遮羞布，人们不难看出：这里绝不是无忧无虑的人间天堂，而是地地道道的尔虞我诈的冒险家的乐园；这里处处布满了陷阱、明枪、暗箭；这里人人自危；这里，除了表面文章以外，骨子里根本没有什么“自由、平等与博爱”。
作者以艺术家的手法让我们看到的，不是美国社会生活中漂浮于表面的璀璨夺目的现象，而是隐匿于深层的阴森恐怖的本质或本质的某些方面：以维持社会治安为己任的警官、警察；以维护法律尊严为己任的法官、律师，以及身为合法民意代表的议员；以“公正、客观”自诩的报刊编辑、记者，尽管有时在同自己或自己的集团无关的问题上也能信誓旦旦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但因为他们大都暗中隶属于各个地下势力集团，所以背地里却干着同自己的公开职责大相径庭的见不得人的勾当。从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就社会组织关系来说，美国人大都有双重身份：一种是公开的社会成员身份，例如警官、警察、法官、律师、议员、报刊编辑、记者，以及演员、店主、工会头目等等，办起事来“公事公办、铁面无私”，各人按照自己对社会的贡献领取合法报酬，这一面实在无可指责；另一种是秘密的集团成员身份，他们暗中分属于各个地下势力集团，各人又必须以公开的身份、合法的形式，为自己所属的地下势力集团效忠，从而定期获得额外报酬，这一面是绝对“保密”的，甚至对自己的妻子儿女也是要守口如瓶的。对美国社会的本质进行如此入木三分的剖析，是美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
人们在公开社会受到了委屈，往往得不到正义的保护。原因是：人们在公开社会受到了委屈，根据不合理的法律条文，总是显得“活该”；而徇私舞弊者总是可以利用法律的灵活性来歪曲本来就不合理的法律，而形式上仍然是在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是在秉公办事，结果也总是显得“应该”。因此，人们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下去，为了预防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的悲楚，也都纷纷投靠地下势力集团，要求必要时为他们伸张正义，为此他们甘愿定期预交“保护费”。地下势力集团买通有关当局，有恃无恐地进行各种非法活动——走私、贩毒、摆赌场、开妓院等。通过这些活动，积聚了大量财富之后又可暗中串通公开的政治上的权贵势力，或者把他们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国家要害部门。这样，上面有了强大的保护伞，再加上他们所掌握的舆论工具的附和，他们不但可以为所欲为，而且能够无往而不胜。他们都有严密的组织：有核心领导班子、有单线联系的内部系统，也有层层外围组织；有自己的法律顾问，也有自己的“军队”，还有自己的情报网。一旦自己人受到了侵害、欺压、委屈，能谈判的就谈判解决，无法谈判的就采取破坏以至暗杀手段解决。甚至议员选举，最佳演员的选举，尽管表面上冠冕堂皇，无懈可击，但大都操纵在地下势力集团的手中。他们一插手，就可以出冷门，出乎意料地使某些人堂堂正正地当选。
这部小说通过对美国地下势力集团之间真刀真枪的“战争”的叙写，淋漓尽致地揭示了美国社会的表层下面的最隐蔽的本质。
作者讲故事的方法也别开生面。故事发展，当然有一条主线。但常见的是，主线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暂停下来，分岔伸延开去，形成支线，支线发展到尽头，然后再回到主线上来，继续发展主线。根据需要，支线可多可少。整个故事的主线与支线的发展脉络，很像一棵大树的树干与树枝的关系。而《教父》中许许多多的支线都不是从主线上分岔出去的，而是各有自己的源头，自己的流程，到末了才自然而然地汇拢到主线上来。整个故事的主线与支线的发展脉络，很像一条大河的主流与支流的关系：各有源，最后聚成洪流，一泻千里。因为可以另外重新起头，所以故事继续发展可以不受前一个阶段发展的制约。作者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海阔天空，纵横捭阖。这个方法值得借鉴。
“教父”维托·考利昂是纽约五大地下势力集团之一的头头。以他为首的考利昂地下势力集团主要经营的是从欧洲走私进口橄榄油、开设赌场等等。他的势力遍及美国东西南北各地，在政府各个要害部门也都有他的人。他神通广大，渴求保护和支持的人们虔诚地尊称他为“教父”。他对下面也有求必应，说话算数，从而赢得了人们的敬畏。随便什么事，只要他暗地或公开一插手就会按照他的意志发展变化。他是美国社会真正叱咤风云的人物。“教父”他们坚信：在公开的社会要求正义是痴心妄想，只有在黑帮内部才有正义可言。这是熟谙美国社会和一切资本主义社会的底蕴的人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所发出的肺腑之言。这既是小说中人物的看法，也是作者本人的观点。
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里，必然有人不相信社会能给他们提供什么保护。他们不甘心把自己的命运拱手交给那些达官贵人，任其摆布，任其捉弄。那些人有什么能耐？只不过他们能够纠集一撮人为他们捧场，使他们当选之后当官而已。“教父”他们之所以不愿意进入公开的大社会，就是因为他们不甘心任人宰割。他们决心在地下世界利用一切手段发展自己，壮大自己，使自己成为强者，然后再“改邪归正”。这样，他们一进入弱肉强食的公开的大社会，就可以以强者的姿态出现，这也是一切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的上层实权人物带规律性的相同发展道路。哪一个大财团或亿万富翁不是从营私舞弊、投机倒把起家的？中国有句古话说：“一将成名万骨枯。”看了这部小说，我们也有理由说：“一人发财万骨哭。”因此，作者在小说第一章正文的前面摘引了法国最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一句名言：“在巨大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罪恶。”这句名言引用到这部小说的前面，实在贴切极了，真是画龙点睛之妙笔，点破主题之警句。
“教父”是美国社会的灵魂，是美国社会的精神之父，他和他的精神影响是这部小说的主角，也是美国社会的主角。
整个小说出现的人物将近一百个，着重刻画的有二十多个，大都是美国那个社会里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们既是美国社会的产儿，又是美国社会的缔造者，也就是说，没有美国社会，也就没有他们；没有他们，美国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美国社会了。在这里对所有的人物一一加以评价是没有必要的，还是让读者一面读一面想吧。但除了主角以外，特别应该提一下的是“教父”的小儿子迈克尔的妻子恺·亚当姆斯。她心地善良，大学毕业后就去当教师，想当个奉公守法的公民，但是她同迈克尔结合了。她只知道迈克尔作为普通人是可爱的，却不知道他作为考利昂集团的成员是可怕的。等她知道迈克尔杀人不眨眼并对她撒谎的时候，她忿然离开了他。但是，当她认识到迈克尔杀人都是“情有可原”、“不得已而为之”之后，她又毅然决然地回到了迈克尔的身边。她天天祷告，祈求上帝保佑迈克尔的灵魂。恺·亚当姆斯的性格同她的遭遇是耐人寻味的，发人深省的。在美国那样的社会，即使有决心当好人，也难于出污泥而不染，也难于独善其身，除非是真正的彻底革命者。
作者最后让恺·亚当姆斯忿然离开迈克尔，不久又让她欣然回到迈克尔身边，这绝不是一般爱情纠纷的喜剧结局，这个突兀奇特的结局有其非常丰富的思想内容。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极其复杂而深刻的文艺理论问题：作家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应该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个别人物抑或整个社会？具体一点说，处于黑暗的旧社会，作家应该引导读者痛恨个别坏人抑或整个社会结构？处于光明的新社会，作家应该引导读者膜拜个别英雄人物抑或整个社会？
《教父》这部小说的不同凡响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尽管描写的全是坏蛋，但作者曲尽妙笔，竟然能让读者不痛恨个别坏蛋，而痛恨整个龌龊的社会结构。教父及其继承人——他的小儿子迈克尔本来都是坏透了的坏蛋，但是却并不显得令人痛恨，因为他们杀人是整个不合理的社会逼出来的，因为他们杀的也都是更坏的人。他们同那些在幕后“坐地分赃”的政客比较起来，在“坏”的程度上，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想一想吧：明明写的是坏蛋，而且还把坏蛋的“坏”写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但又要设法不让读者去痛恨坏蛋，而是痛恨那个产生坏蛋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整个社会结构。这谈何容易！这需要多么高超的艺术技巧啊！
恺·亚当姆斯能够原谅迈克尔，读者也会原谅迈克尔。要把迈克尔的灵魂从罪恶的渊薮中拯救出来，天真的恺·亚当姆斯同无知的老太婆一样，也只能乞灵于上帝。
古今中外，杰出的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绝不以“教师爷”自居，绝不滔滔不绝地大讲正面道理；他们绝不蔑视读者，绝不侮辱读者；他们都非常尊重读者的判断力；他们往往只“举一隅”，而让读者自己去“三隅反”；有时，他们甚至故意指出一条走不通的路，让读者自己返回到正路上来。要挽救教父的灵魂，要挽救迈克尔的灵魂，祷告，此路不通。那么，出路在哪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有理由认为，过去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尽管有些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得很深刻，但揭露的大都是表面现象，而《教父》才真正挖掘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灵魂。
我们在小说中所看到的男女关系，不是哈代笔下的那种以虔诚的爱慕和缠绵的柔情为基础的、受命运捉弄的爱情悲剧，而是彻底撕去了温情脉脉的面纱之后剩下来的赤裸裸的兽欲。人与人之间的高尚的爱情关系，已沦为禽兽与禽兽之间毫无感情的低级下流的兽欲关系。
美国社会的出路在哪里？这就是小说里全体人物的所作所为必然要引起读者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小说中所描写的人和事，尽管在我们看来有点阴阳怪气、荒诞不经，但在美国却比比皆是，屡见不鲜，也就是说，这是一部有坚实的现实基础的现实主义作品。也可以说，这是一部认识美国社会本质的理想的读物。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作者在小说正文的前面特别声明说：
“这本书里面的一切人物都是虚构的，若书里的描写同现在还活着的或已经死了的真人有相似之处的话，那也纯属巧合。”
作者的这一声明，酷似“此地无银三百两”，从反面点明了这部小说的现实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它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又是一部生动形象的社会风俗史。
普佐是一位严肃、庄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小说，不是在现代派作品里所常见的那种以扑朔迷离的荒唐的渲染作为噱头来诱使读者陶醉于虚无缥缈之中，而是以引人入胜的真实可信的素描作为楔子来启发读者认识美国社会的本质。至于现代派，这里不打算作进一步的评述，只想援引英国文学史家艾奈特·鲁宾斯坦的一段话，从中可以看出严肃的西方学者对现代派的看法：
“世纪末的美学观，在他们（按指十九世纪末以王尔德为代表的唯美派作家、艺术家，他们大都不到四十岁就死了——引者）短暂的一生中得到了昙花一现的表现。后来又在从超现实主义到存在主义之间的许许多多陷于邪门歪道的文学流派中借尸还魂了，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流派，二十世纪资产阶级文化加速衰退堕落的过程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见《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从莎士比亚到肖伯纳》英文版，1969年，美国，下册第850页）
在现代派各种光怪陆离的变种的文艺思潮泛滥成灾的美国文坛，普佐显然是一位巍然屹立的现实主义作家。因为他在社会调查学院受过熏陶，所以他的小说具有特别明显而突出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马克思在谈到以狄更斯为代表的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的辉煌成就时说：
“以他们那晓畅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世界揭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作的还多。”（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中文版，第二卷第402页）
恩格斯在谈到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时也说：“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四卷463页）
我们也可以说，《教父》通过生动的故事所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所有的政治家、政论家和一切新闻报导合起来所揭示的还要多，我们从这里所能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所有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以及报刊杂志那里所能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这本书，对译者来说，之所以值得一译，对读者来说，之所以值得一读，其根本原因就在这